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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兴经济体备战后QE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0:18:35 阅读: 来源:玻璃棉板厂家

新兴经济体备战“后QE”

9月18日,出乎外界预料,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(FOMC)维持了目前的QE3规模,每月仍将购买850亿美元的资产。  受此影响,道琼斯和标普指数双双创历史新高,黄金也创下2009年1月以来最佳单日表现,5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创2009年3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。  此前,市场几乎一致预期,美联储将于9月开始收缩QE,引发全球资本回流,令新兴市场资产价格遭遇重挫。  数据显示,今年以来,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下跌20%,创历史新低。印尼盾的贬值幅度也高达18.6%。南非兰特、土耳其新里拉和巴西雷亚尔等新兴国家货币也一路狂跌。  美联储的按兵不动,一定时间内拯救了上述新兴经济体。9月19日,新兴市场货币无一例外上涨,美元对印度卢比下跌2.5%,对土耳其新里拉下跌0.6%,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下跌2.7%;巴西雷亚尔更是已收复了自5月以来一半的跌幅。  QE3如同高悬在新兴经济体头上一把利剑,时刻左右新兴经济体的前进道路。美联储推迟削减QE,减轻了新兴市场的压力。  但这并不意味着危险已经过去。  事实上,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会后表示,QE3退出时间还须视美国经济走强的信号而定。9月20日,美国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称,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促使美联储推迟收缩QE3,但如果一些数据令经济前景更加明朗,那么美联储可能会在10月宣布小幅削减QE3.  “新兴经济体必须学会自卫。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副总裁朱民在接受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采访时表示,美国退出QE3是迟早之事,各国应该作好内部宏观机制改革,并对财政预算作出前瞻性调整。  新兴经济体应学会自卫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美联储关于QE的动作牵动全球经济,你怎样看待目前出现的资本波动?  朱民:美国的复苏状况还有待观察,但退出QE3是迟早之事。  迄今,美联储的退出举动大概分为两个阶段。  第一阶段为今年5月22日?7月30日,期间由于市场紧张和预期变化,全球普遍出现资本撤出,对市场产生一定冲击并造成了货币市场波动,汇率下滑、股市下跌、资本外撤等。  第二阶段是8月份以来的这段时间。货币主要从宏观经济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流出。经常账户赤字较高、财政赤字较高、通货膨胀较高的不稳定地区,就会遭遇第二次资本撤出。由此,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两种境遇,一是全球的普遍性资本波动,二是自身状况所引发的波动。  这一次,美联储并未采取动作,仅仅是有退出计划的风声就引发了市场大规模变动。一旦美联储继续操作,各国都必须作好迎接经济波动和挑战的准备。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有言论称,美联储将只为美国经济负责,无暇顾及新兴市场可能遭遇的波动,你对此如何评价?  朱民:美联储因为自身职责所限,只须对美国经济的恢复和美国的货币政策负责,但美国本身却对全球经济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,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流通货币,必须对全球经济活动与经济稳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,要从国际合作、退出步骤的透明度等方面,更好地和各国沟通交流,以加强合作来减少市场波动、降低风险。  IMF也一直在呼吁,要求美联储将眼光放宽到整个美元系统的变化,放宽到整个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。我们希望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时,充分考虑政策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,体现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责任感。  不可否认,美国退出QE3确实会对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新兴经济体造成冲击,新兴经济体必须学会自卫。  其应对之策,应该分成两个部分。首先,如果该国宏观经济较弱,就必须加紧对宏观经济的政策修补,例如进一步建立财政政策的发挥空间,进一步减少经常账户赤字等。其次,让汇率浮动来减缓资本流动的冲击,减少共通性的资本波动。  不会出现严重危机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一些国际投行频繁唱空新兴经济体,有的甚至称新兴经济体将重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局面。你如何评价新兴经济体的状况?  朱民:可以肯定,新兴经济体不会出现所谓的危机。  自2009年美国QE推出以来,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系统累计资本流入高达4万亿美元,助长了这些经济体的股票、外汇和债券市场泡沫。从今年5月22日开始,伯南克首次在国会表示可能缩减量化宽松,新兴经济体的问题才开始逐渐暴露出来。  尽管在过去的3个月里,它们的经济波动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,但总体而言,新兴经济体现在的整体宏观基数远远好于1998年的亚洲,各方面情况都乐观许多。  首先,新兴经济体整体债务水平较之当年大幅度降低。国家债务、企业债务和居民债务情况均大有改善,且整个新兴经济体实力也有所提升。  具体到中国,在未来的资本波动中所受冲击将相对较小。尽管近期中国也遭遇了热钱流动,资本账户波动幅度同样较大,但中国整体经济体量大且发展势头良好,最主要是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、通货膨胀水平不高,财政赤字也很低。这些将极大地提升市场信心,境外资本也不会大规模撤出,中国经济的表现将相对稳健。  无论怎样,即便是经济增速下降,新兴经济体也已然是引领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引擎。在全球经济普遍放缓,美国、欧洲和日本等同样也面临着大量财政赤字挑战时,新兴经济体的放缓不会成为引发全球经济疲软的最主要原因。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具体到新兴经济体的不同国家,如何能够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新导向中,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?  朱民:持续稳定增长,无论对于哪个国家来说都并非易事。新兴经济体的改革进入深水期后,阻力将越来越大。  印度总理先前已经推出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政策,并广受市场欢迎,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实施,如何应对实施过程中的挑战。如果印度能够切实根据已有政策进行改革,遵照已有日程和步骤坚决执行,经济增长自然会持续向稳。  印尼也在不断地深化改革,一方面进行经济结构调整,另一方面督促其通货膨胀和债务问题变革,尤其是加强对财政赤字的关注度和处理力度。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,印尼的经济发展已不可同日而语,各方面的进步都比较显著。因而,我对印尼充满信心。  这些国家的共同点之一,是其央行都在尽力提升本国存款利率,一方面试图改变资本的流动方向,另一方面试图保证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。可以说,金融稳定目前是这些国家的首要重任,而一些具体措施也已经产生了较好的影响。  亚洲地区的新兴经济体由于其政府债务比例普遍较低,外汇储备级别和投资仓位又较高,加之各国的汇率改革已经起步,正逐步将固定汇率转变为浮动汇率制度,因而情况并不是特别悲观。增加应变的灵活性,肯定会有助于缓解资本流动难题。  建议新兴经济体在未来一段时间里,减少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依赖性,学会从自身实际出发来提升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,从而加强自己抵御QE退潮的能力。 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李克强总理最近提出要以“壮士断腕”的精神来推进改革。你如何看待同属于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改革案例?  朱民:像中国这样能够在30年内,把人均GDP从几百元提高至6000美元的国家,全球几乎没有。这期间,中国能够让近4亿人口脱贫,是全世界都认可的成功奇迹。  今年7月以来,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、股市下挫,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却保持平稳,近期宏观数据也显示出境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放缓忧虑的减弱。7月份,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转正,8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PMI也好于预期。  但从根本上说,中国经济还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,还处于一定的不确定性之中。历史经验表明,中国所处的这个阶段,关键在于政策的选取和执行。  目前中国面临的最根本问题,就是如何往横向走,将经济发展模式改好,才能推动纵向前进。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点,在于能否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,而这主要取决于创新。 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,后者落实到中国的国情上就是改革,即如何释放改革红利的问题。着眼于未来,我认为目前所有的政策都围绕着技术水平的提高,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来展开,以期不断增加价值增加值,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。  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从中国央行副行长到IMF副总裁的工作经历,是否让你重新审视和改变了工作的视角,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的部分看法?在一些新兴经济体,IMF也曾遭遇一定非议,这一轮经济波动过后,关系会否改善?  朱民:我刚到IMF时恰逢金融危机之后不久,不断地从事着“救灾”工作。危机管理其实很有意思,包括政策工具层面协调尤其国家之间的协调等,都很需要耐心和创新精神。诸如资本流动工具、央行宏观审慎方法等,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,具有重大的意义。  金融危机之后,IMF议论较多的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来维持宏观金融的稳定,这是高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创新领域。  从新兴经济体角度来说,很多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,已经在使用宏观审慎工具,因为央行策略和货币政策的实施,必须依赖于金融市场的稳定。这与发达经济体处理同一件事的理论和方法或许不同,而我们的工作便是试图将两者联系起来,提升为一个新的模型和工具,提高理论和实践的可行度。  至于IMF本身,本职就是在某个国家出现危机时伸出援手,提供帮助的同时也通常会提出一些条件,难免会产生些许摩擦。  实话说,IMF在救援的过程中也有过失误。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期,IMF就在处理一些国别案例时,未完全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而出现偏差。不得不承认,IMF也在不断学习和汲取经验教训。  过去十年里,我们和新兴经济体的相互沟通理解快速加强,未来两者的交往将更加密切,我对此很有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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